| 加入桌面
 
当前位置: 首页 > 文学品读» 正文
 
 

徐博东:在深山洞穴中躲藏了四年之久的红色特工——刘光典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06-25 11:19:15  浏览次数:   信息来源:中国文化艺术中心


摘要: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在祖国统一的道路上我们不应忘记那些为了祖国统一大业而牺牲的人们。他们作为隐蔽战线的战士,不畏牺牲为祖国统一甘洒热血,他们的名字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今天我们在提起他们的名字,讲述他们鲜为人知的故事,希冀和平年代的后人能够知道他们、了解他们、怀念他们。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尾声——平津战役结束,新中国即将成立。当年5月,正在中共中央社会部任交通员的刘光典突然离开了在北平的家,不知去向。不久,家里收到他从武汉寄出的一封信,信中说:“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做生意,时间会比较长,事情一结束马上就回家”。

刘光典去了哪里?去干什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家人一无所知。他的夫人、身患风湿性心脏病的王素莲,没有工作,只好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6岁的女儿刘玉芳、4岁的儿子刘玉胜和只有1岁多的刘玉平,在政府的补贴下渡日。4、5岁时,刘玉平看见别人都有爸爸,而他们姐弟三个却没有,就问妈妈:“爸爸哪儿去了?”妈妈只是含糊地回答:“等全国解放了,你爸爸就回来了!”

刘玉芳记得,小时候他们家门口挂着一个蓝色的小铜牌,上面写着:“干属”二字。刘玉平说,父亲离家后的头几年,组织上对我们家照顾得很好,每个月都会派人来给我们家送生活费。过年过节,叔叔阿姨还会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出去玩。刘玉平记得,有一次一个叔叔还带他们到北海公园去吃饭,给他喝了半杯香槟酒,他以为是果汁,结果喝醉了……(1)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1954年,他们家先是从条件比较好的东四钱粮胡同搬到了条件比较差的王大人胡同。后来,常来家里的叔叔阿姨也很少露面了。而且打那以后,“母亲整日忧心仲仲,身体一落千丈”。1955年10月,年仅32岁的王素莲因心脏病医治无效,病逝于同仁医院。尚未成年的刘氏三姐弟,成了不是孤儿的“孤儿”!

这是怎么回事?组织上对刘家的态度为何会突然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刘光典(1922-1959),1922年出生于辽宁旅顺的一个贫苦家庭。15岁那年,在铁路上当工人的父亲因病去世,家中生活陷入困境,那时日本侵略者统治东北,正在公学堂读书的刘光典只好辍学外出谋生。他先是在一家药店当学徒,后在煤矿做财会工作。他一边做工挣钱,一边在哈尔滨铁道工学院读书,由于生性聪明,又勤奋刻苦,他不仅学会了讲日语、英语,后来还掌握了做医药生意的本领,手中逐渐有了一些积蓄。1942年,经人介绍,他在北平通州与河北唐山同是铁路工人家庭出身的王素莲喜结良缘,有了个美满的小家庭。

1942年,刘光典带着妻子回到山东老家滕县,此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之时。由于刘光典有文化,又会日语,一次偶然机会,他在枣庄日伪警察所谋得一个差事。但做为一名有正义感和民族精神的爱国青年,刘光典对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十分痛恨,他常利用工作之便,尽可能暗中保护百姓和抗日人士。

1943年,刘光典辞去伪警察所的工作回到北平,重操旧业,奔波于东北、山西、上海等地,继续从事医药、毛皮生意。在此期间,他曾到北平辅仁大学进修经济管理专业。家则安在北平的东单豆腐巷。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刘光典在上海做生意时,结识了一个东北老乡、中共地下党员洪国式,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洪国式1938年参加革命,1945年由王若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到上海做情报工作,除了负责收集国民党军事情报之外,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物色发展适合从事中共隐蔽战工作的人员。于是,机警沉稳而又见多识广、善于交际的刘光典,很快就被洪国式相中。当洪国式被调往沈阳工作后,便于1947年初介绍刘光曲加入了中共东北社会部大连情报处,担任地下交通员。随后,二人奉命到上海筹备建立了中共的秘密情报站——“华石公司”。公司成立初期,资金短缺,刘光典毫不犹豫地捐出了自己好几年做生意攒下的积蓄,计黄金10两,美金1000元,倾囊支持革命工作。当时,一两黄金折合30美元,这1000美元相当于30多两黄金。(2)

次年,刘光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光典参加革命后,以极高的觉悟和热情投入工作。他多次往来于东北、山西、山东、上海、北平,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1948年初,刘光典在沈阳太原街以医药生意为掩护,从事情报工作。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辽沈战役结束前,组织上派洪国式、刘光典到平津敌区做情报工作,担任交通员。1948年6月,刘光典奉命到北平从事平津战役情报工作,他们全家又搬到了北平。

到达北平后,刘光典在宣武门内大街124号租得一个独立小院,作为工作据点。在此期间,刘光典多次从战友那里收取情报,然后送到大连,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贡献。完成任务后又参加了从香港接回重要的爱国民主人士李济琛、郭沫若、沈钧儒等人的工作。

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三大战役及渡江战役胜利后,到1949年上半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蒋介石集团见大势已去,退踞台湾,负隅顽抗。当时,中共中央决定于1950年夏渡海作战,武力解放台湾。于是,情报工作就成为重中之重。当时,我党在台湾的情报人员已收集到了许多重要情报,但那时台湾地下党尚未建立电台,只能派交通员冒险赴台取回情报。

1948年下半年,刘光典全家搬进了位于北平东四钱粮胡同南花园14号的一处新家。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他本可以和大多数普通家庭一样,从此和妻子、儿女一起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但为了全国解放,刘光典毅然接受了党交给的新的重要任务——去台湾取回地下党收集的军政情报。

1949年5月,刘光典告别了妻子儿女,离开北平踏上了南下的路程,途经武汉前往香港。据刘玉平后来了解:“当时为了能够顺利进入台湾,中央社会部通过安东省政府主席刘澜波联系到其堂兄——国民党陆军上将刘多荃。刘多荃给在台湾的儿子刘全礼写信,让他协助此事。刘全礼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我父亲以北方企业公司总经理刘天民堂侄的身份,办理了身份证明。与此同时,潜伏在台湾《扫荡报》的地下工作者邹曙,为我父亲办理了入台证。经过充足的准备,父亲于1949年10月25日从香港乘船,渡过海峡到达台湾基隆”。(3)此时,“基隆中学《光明报》案”已经发生,基隆地下党已遭破坏,10月19日,我父亲徐森源和王致远刚刚从松山机场撤往香港,岛内形势相当紧张,而刘光典却在这种情况下受命前往台湾。

恰好在刘光典赴台的前一天晚上,也即24日晚,解放军发起金门战役,25日凌晨登上金门岛,由于海潮变化,解放军后续部队没能及时跟进,登岛部队激战三天三夜,近万名指战员及船工大部分牺牲。此战惨烈异常,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现场“遍地尸体,血肉模糊”。这次渡海作战血的教训,为解放军后来攻占海南岛等战役提供了宝贵经验,尤其凸显了海潮、气象等方面情报的重要性。
  刘光典这次去台湾的任务有三,一是取回情报;二是传达上级指示;三是对在台情报人员进行考察。刘光典在台湾停留了约一个月,于11月27日顺利将一批重要的情报隐藏在一包茶叶中带回内地。刘光典取回的情报非常重要,其中包括国民党当局在台湾西海岸各军事要地驻军、防卫情况、基隆、高雄两地军事要塞通讯密码、台湾地区气象、海象等重要军事绝密情况。

恰好在同一天,中共华东局派出的交通员朱枫,也从香港乘船抵达基隆港。一周后,她把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提供的另一批重要军事情报交由一艘往来于香港和台湾的轮船上的大副带回香港。刘光典和朱枫传回的这批重要军事情报,很快被转送到北京。根据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联络部考证,毛主席看到这些情报后,兴奋地写下了“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这首五言诗。

1949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社会部再次派出赴台情报组负责人洪国式进入台湾。洪抵达台湾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和整个情报组人员又收集到更多国民党当局的军事、政治、社会、气象等多方面情报。

此时“基隆中学《光明报》案”正在发酵,台湾的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国民党当局正集中一切力量,抓捕在台中共地下党员。早于1949年年底,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工委委员张志忠等人已先后被捕。1950年初,国民党特务机构经大量侦办,已掌握了中共台湾省工委及相关下属组织的详细情况。1月29日,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在台北泉州街也被抓获,侥幸脱逃后不久,再次被捕后很快叛变。国民党特务顺藤摸瓜,于2月18日抓获朱枫,3月1日抓捕吴石。由于蔡孝乾的可耻叛变投敌,使中共在台地下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为破获洪国式情报组,国民党特务机关派出两名特务打入了洪国式领导的情报组,详细掌握了情报组的活动规律、人员组成、活动情况等,但洪国式等人并未觉察。就在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1950年1月6日,刘光典再度被派往台湾取情报。

刘光典赴台后,住进台中市存信巷3号刘天民家,这是北方企业行的所在地。他很快便得到了洪国式情报组新收集到的这批情报。2月初,刘光典给上级发出了“货已办妥,日内运港”的信息。(4)到了2月26、7号前后,接到香港通知,命他带着第二批情报返港。于是刘光典携带行李来到台北,入住中央大旅社,领取出境证,28号上午与正在台北的洪国式会面,研究工作,随即去基隆购买返港船票。然而洪国式、刘光典哪里知道,此时危险已经一步步逼近。

2月28日下午,国民党特务组织突然采取行动,抓捕了北方企业行大部分人员,并设计在台北车站诱捕了洪国式:这一天下午,洪国式正在台北车站察看车次表,打算回台中。这时一个无赖过来挑衅,两人发生了争执。车站警察闻讯赶来,以二人违反戒严法为名,将他们带回了派出所。开始,警察对洪国式非常客气,说核实了身份就可以放他走。洪国式称自己是台中北方企业行的副经理,因公事来台北出差,现在正准备回去。警察让洪国式提供几个证明人的联系方式,只要能证明他的身份,就可以立刻放他走。洪国式不知其中有诈,先后两次向敌人提供了地下组织成员的联系方式。保密局在“本案之综合检讨”一栏中写道:“就地下工作斗争技术言,稍具经验者,似即应有所怀疑与警觉,并详加以分析。乃洪犯因求离派出所心切,一再以通讯方式,泄露工作人员姓名及地址。致令重要关系,瓦解于顷刻。”(5)
    到晚上,该组织人员胡玉麟、钱汾、邹曙、华震、刘天民、刘全礼、郭秉衡、江德兴、杨为石、陆家骥、王平、李宗昌、乔言忱、赖家振、萧枫、范垂业等10多人相继在嘉义、台中、台北被捕。除刘光典之外,洪国式情报小组几乎被破坏殆尽,大部分人于1950年10月1日被国民党杀害。

洪国式被捕后当晚,国民党特务发现没有抓到刘光典,马上审问洪国式:刘光典现在哪里?洪国式判断出刘光典目前还未落入敌手,他明知刘光典此时正住在基隆,却谎称刘光典已于20日返回香港取电台,给刘光典争取到了宝贵的逃脱时间。

很不巧,刘光典当日到基隆后没有买到船票,便住在基隆。3月1日,身在基隆的刘光典从联络人王老太太那里听说了洪国式被捕的消息。当夜他赶回台北,与在“公论报社”任职的另一位关系人王耀东见面,并把自己随身携带的部分情报转移给他。随后刘光典快速返回旅社取出情报、行李等,出门叫了一辆三轮车,请车夫把他拉到台北万华车站,想暂时先把行李存放在车站物品寄存处,但由于天已很晚,行李没有存成。

刘光典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看了一眼纯朴的三轮车夫,对他说:“现在这么晚了,能不能到你家借宿一夜?”三轮车夫说:“可以,天这么晚了,看来你在此地也没个亲戚,那就到我家先住一夜吧!”(6)

3月2日一大早,刘光典谢别了三轮车夫,暗中把身上带的已经失去价值的情报全部销毁,随即到邮局给组织发了一封报警电报:“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暗示组织已遭到彻底破坏。然后他找到了王耀东,二人商议后决定立即分头离开台北,沿西海岸南下,择机撤离台湾。

确定行程后,刘光典出发去彰化。当晚7时,与王耀东在彰化车站汇合后搭车前往善化,借宿在王耀东友人的家中。当晚,刘光典将身份证上的名子改为“罗辅基”。第二天一大早,王耀东与刘光典来到台南市,王耀东将刘光典安置在这里的华文印刷所,后又选择了高雄县郊区的旗山地区,作为刘光典的安身之地。从此,刘光典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国民党特务机关并没有放松对刘光典的搜捕,他们在全岛发布通缉令:“重要在逃匪谍刘光典,化言刘先农,三十余岁,大连人,高等身材,平时喜穿棕色西装及蓝色中山装,一经发现立即逮捕。”特务得知刘光典曾入住台北中央大旅社,立即扑向该处,但刘光典早已离开,特务一无所获。随即特务们又在基隆、台南、高雄、台东等地进行突击检查,但在王耀东等人的精心掩护下,刘光典都幸运地躲过了特务们的一次次追捕。

国民党特务抓不到刘光典,气急败坏,逮捕了为刘光典办理出境证的杨志石、陆家骥及胡秀英,又将中央大旅社经理何添丁,职工刘彩莲、唐阿春抓捕。3月7日,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彭孟缉亲自给蒋介石打报告,汇报破获洪国式案件的情况。报告称:刘光典到台湾后,多数时间住在台中市新北里存信巷六号刘天民家中,“但迄今仍没发现刘有离境迹象,尚在继续加紧追缉中。”(7)

王耀东将刘光典转移到台湾南部旗山后,刘光典处处关心爱护穷苦台胞。最初住在穷苦农民赖正亮家,并把生活费交给赖正亮。赖正亮十分淳朴善良,非常关心这位来自大陆的中共地下党员,虽然条件很差,但尽自己最大努力照顾好刘光典。刘光典在赖正亮家住了3个月。白天,他与赖正亮到甘蔗田收甘蔗;晚上,则住在赖家的牛棚里。后来,岛内突击大搜查,刘光典又先后躲在胡苍霖、李显玉、李显章、王连福等人家中。有一天,李显玉与友人杨林酒后打架,杨林威胁说要去告发李显玉窝藏共产党。为安全起见,刘光典只好这家住两天,那家住两天。后来,他在王连福的帮助下,在树林里搭了一个地寮。就这样,刘光典掘地为穴,以水果野菜充饥,一躲就是近四年。他在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信仰继续坚持斗争。不但如此,他听说一名台湾地下党员产生动摇准备自首,刘光典就去做他的思想工作,鼓励他坚定立场,坚持信念,继续与敌人斗争。

在此期间,刘光典虽人在深山,但他时刻想着返回大陆。一次,刘光典得知赖正亮有个亲属在台湾一家航运公司工作,便托他设法帮助自己离开台湾。但因国民党军队加强了对海港、码头的封锁,严禁船舶私自带人出港,刘光典未能成行。后来,刘光典又先后托胡玉麟、王耀东、李显玉的朋友杨林等设法帮助自己离开台湾,均未能成功。

刘光典在无法返回大陆的情况下,只能在台湾同胞的掩护下与敌周旋,四处躲藏,风餐野宿,忍饥挨饿,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其孤独与艰难情状,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这时,王耀东也由于另一起案件的牵涉,逃入山中,与刘光典会合。他们一同生活在一个海拔一千米的山顶上的山洞里,洞口宽仅半米,洞深一米一、高一米七。

国民党集团于1950年基本“肃清”中共在台组织后,仍未停止对中共地下党的“清剿”。1954年2月,国民党特务机构经过近4年的追踪,抓获了正在台南一带隐蔽的张璧坤等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

2月9日,被抓捕人之一的胡沧霖向国民党特务交代:“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三月,一个叫王耀东的曾带一个中共重要人物到这里隐蔽,至今还藏在附近的深山里。” (8)

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这个重要情报后,2月12日,组织了大批义警包围了旗山地区。义警、特务准备上山搜捕之前,一直帮助他们躲藏的义警池仁致曾冒险给他们报信。刘、王二人闻讯后迅速转移,但是面对特务们地毯式的搜捕,他们还是在劫难逃。2月13日,在台南与高雄的交界处沟坪,刘光典和王耀东终于被捕。(9)

王耀东(1907-1955),台南人,1938年在大陆参加革命,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后在日文工作训练队及总政治部工作,194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5年奉派赴哈尔滨市政府及《东北日报》任职。1949年春,奉中共东北局社会部之命,经香港潜回家乡台湾。按原计划在潜入台湾三个月后,就可以带着情报返回大陆。为了让他顺利离开台湾,组织上作了周密的筹划。不过,后来由于军情紧急,急需拿到王耀东手里的情报,于是组织上又派刘光典去取情报。(10)刘光典暴露后,王耀东原本完全有机会逃出台湾,但他选择留下与战友共存亡,并一

再利用自己在台湾的社会关系掩护刘光典,直到两人双双被捕。1955年4月29日,王耀东被台湾当局杀害,年仅48岁。

刘光典被捕后,国民党特务机构十分卑鄙地实施了离间计,对外散布刘光典已弃暗投明、为“党国”效忠的消息;同时安排一个与刘光典长相相似的国民党特务到香港发表反共言论。1954年2月的一天,中共驻港人员得到了刘光典已经“叛变”的消息,不久后又发现“刘光典”在香港露面。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大陆公安部门得到这一情况后,一时无法判断真伪,不能不采取防范措施。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刘光典在北京的家属,其境遇何以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了!

刘玉平说:“当时,组织上也不确定我父亲是不是真叛变了,所以定性为‘失联’(即失去联系),但对我们几个孩子来说,心理压力还是很大。”父亲在哪儿,他真的叛变了吗?这些问题像大石头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降至冰点。正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刘玉平,更有黑云压城之感。此时的刘玉平更迫切地想知道父亲的下落,他用刚刚架好的军线给父亲的单位打了一个电话。刘玉平说:“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我爸爸的消息。”负责联系他们的那位叔叔对刘玉平说:“有了新情况,组织上会尽快告诉你们。”然而,此后的20年,父亲依然音讯全无。(11)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88年。

前一年,台湾当局解除了长达38年的戒严令,海峡两岸的接触也渐渐多起来。1988年春节前后,在北京市政协工作的刘玉芳得到一个消息: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后被派往台湾,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且坐了十几年牢的老地下工作者回到大陆。同时,他还带回了一份多达百人的牺牲者的名单。
    为了寻找父亲的下落,刘玉芳和刘玉平辗转找到了有关部门。姐弟俩终于见到了那份名单。名单中都是上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父亲刘光典的名字也赫然在列。三十多年来,刘家姐弟第一次得到父亲的确切消息。虽然他们对父亲的牺牲早有心理准备,但看到这份名单,仍不禁黯然神伤。

1991年前后,刘光典所在单位为刘光典落实了政策,用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刘鸿梁出具了政治结论,认为他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好同志,值得后人永远怀念。”民政部门也为刘光典补办了“烈士证”。刘家姐弟为父亲买了一个骨灰盒,将他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然而,骨灰盒里既没有父亲的骨灰,也没有遗物,只是一个空盒。
    虽然父亲的下落找到了,政策也落实了,但对刘玉平来说,这还远远不够。那份名单上,关于刘光典只有短短几个字:“刘光典,旅顺人。”他去台湾执行什么任务?他是怎么被捕,又是怎么牺牲的?作为儿子,他还想知道得更多。从此,他便更加留意收集中共地下党在台湾斗争的情况。
    功夫不负苦心人。1992年,刘玉平有幸得到台湾李敖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套名为《安全局机密文件汇编》的书。刘玉平仔细阅读后发现,书中涉及他父亲刘光典的案件有好几处。其中《匪东北局社会部潜台匪干王耀东等叛乱案》中记载得最为详细。保密局在此案最后对刘光典的评价是:“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长年类似原始生活,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反动宣传,由此可见其思想受毒至深。”(12)

读罢这段文字,刘玉平不禁对父亲肃然起敬。透过这段文字,他似乎触碰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然而,父亲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他怎么去的台湾?执行什么任务?在台南深山里躲藏的4年,他又经历了什么?刘玉平想知道的,还很多很多……
    2008年9月的一天,刘玉平的儿子刘新宇偶然在网上搜出来一本粉红色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题为《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左下角印着“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印制四十四年元月”几个字。刘玉平仔细看下面的引文,大吃一惊,这本小册子写的正是他父亲刘光典的故事。(13)
    当时,这本小册子正在台湾的网上拍卖,定价新台币500元。刘玉平立刻给台北的朋友王锦松打电话,托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小册子买下来。当年“十一”,王锦松借来北京办事的机会,把小册子交给了刘玉平。这本小册子是当年国民党保安司令部发行的警示材料,其中详细记载了刘光典在台湾的逃亡过程。

刘光典被捕以后,被关押了长达5年的时间才牺牲。在被关押的5年中,刘光典是怎么过来的?他又经历了什么?这仍然是个迷。直到2010年6月,刘玉平偶然在《书城》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一个台湾老兵的回忆》的文章,才有所了解。   

这位台湾老兵是旅居美国的张家林。
    1957年,台湾白色恐怖下。面对不堪的政治环境,一个战友动员张家林把船开到大陆去。当然他们只是说说而已,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张家林很快就被逮捕,并被判处10年监禁。在台北青岛路军法处看守所,张家林与刘光典正好关在同一个号子里。文中写道:

“还在养病治疗的时候,我突然被调去8号病房,那里关的是刘光典,旅顺人,二十多岁。我们初见面,他就自报姓名,这点令我对他生出好感,因为我自己也这样。有些人不这样,他们不愿跟人透露自己的一切,包括真实姓名。刘光典长得高大英武,头发胡子都留得很长,像个野人。他是中共社会部派来做洪国式的通讯员。刘光典联络不上他,于是在嘉义的山区躲藏着,从嘉义跑到台南,躲了两年多,后来被抓,关到了8号。我因为对他一见面就有了好感,虽然不知道他犯了什么案,却很同情他。渐渐我发现他很能干,不但会说闽南话,还会说日本话。刘光典待人很义气,从一件小事就看得出来。我们分饭,如果那天汤上漂着肥肉或者肉片,他会叫我吃。他说:‘小张,你吃。你身体不好。’他绝口不跟我谈他所涉的案子,但是相处熟了,常常聊天。有天谈到他父亲。他说:‘我爸爸是沈阳火车站的调车工人。’我随嘴问出:‘那么你干吗来台湾? ’他说:‘我奉命!’听他这么说,我感到这个人有种。当然,我知道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了,可是不跟任何人说。”(14)

由此,刘光典在国民党监狱中的表现才得以真相大白。

1958年10月14日,国民党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组成审判厅,对刘光典判以死刑,后经二、三审维持原判。1958年11月22日,国民党“国防部”高等法院复审,1958年11月27日,“国防部长”上报蒋介石。1959年1月13日,蒋介石收到报文,大笔一挥:“此案系四十三年(1954年)所破获,为何延至现在始行判决?查报,刘犯死刑照准。”

1959年2月2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黄杰给台北宪兵队下达命令,要求于2月4日对刘光典执行死刑。为制造恐怖气氛,宪兵司令部按黄杰的要求,在新店刑场张贴了处决刘光典的公告。2月4日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充满生气的日子,但此时的台湾,在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下,乌云密布,血雨腥风。

关押刘光典的牢房门口、院落里、大门口内外,到处布置有国民党宪兵。凌晨5时许,一个军官带着宪兵队来到关押刘光典的囚室。宪兵用一根麻绳将他五花大绑,并将写有“刘光典”三个大字的长方形牌子挂在他的胸前,带出牢房。执行官金士祥走到他面前,向他出示死刑执行书,说道:“案犯刘光典,你的案子已判决,决定今天执行枪决,有何遗言吗?”刘光典听完金士祥的话,答道:“没有。”从容地在执行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一拍照者来到刘光典面前拍照。四个矮小的宪兵,紧紧扭住刘光典的胳膊,身材高大的刘光典面无惧色,保持着他习惯性的稍向右侧歪头的姿势,轻蔑而平静地面向镜头,留下了他牺牲前最后的一张照片。拍照后,国民党宪兵立即将刘光典推上汽车,押送至台北新店安坑刑场。空气中弥漫着微微的血腥味,天空中乌云密布,丝丝细雨飘落。四声枪响后,刘光典烈士向前扑倒在土堆上,时年37岁。

国民党当局以刘光典遗体无家属认领为由,将其遗体送到军事医学院解剖,后将其火化,骨灰存放在六张犁纳骨塔。

2002年前后,台湾当局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对戒严时期遭受迫害者进行补偿的政府机构——“戒严时期不当叛乱匪谍审判案件基金会”。刘家姐弟向该组织提交了赔偿申请。虽然他们费了很大的气力,备齐了所有材料,并经过了好几年的等待,直到2006年,不出所料,台湾的“基金会”驳回了他们的申请,说:“罪大恶极的共匪不予赔偿”。虽然没有得到赔偿,但他们却收获不小。台湾方面在办理此案时,查阅了许多原始档案,并在判决书中简述了刘光典在台湾从事的地下活动。这是他们第一次从台湾官方渠道,获得父亲的信息。同时也再一次证明了,父亲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2003年春,在台湾岛内各方人士的呼吁下,台湾当局决定将台北市郊的马场町和六张犁辟为纪念公园。为了重修六张犁的灵骨塔,有关部门向社会发出公告,请亲属暂时将塔内骨灰领走,待灵骨塔修好后再行安放。“五十年代受难者互助会”的王锦松等人在骨灰名单中,发现了刘光典的名字。很快,王锦松将写有刘光典名字的骨灰坛照片发了过来。看着照片,刘玉平百感交集。父亲离家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刚刚1岁多的婴儿,而今他已年过花甲,看到的却是一个写着父亲名字的骨灰坛。
    2008年,刘玉平把他搜集到的刘光典判决书和行刑前的照片等重要资料,汇报给了父亲的单位,单位领导这才告诉他一个隐藏了50多年的秘密:1954年刘光典被捕后,曾有一个长相酷似刘光典的人到我驻港机构门前散布反共言论,表示跟共产党决裂。当时,许多认识刘光典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都以为刘光典叛变了。(15)

如今,刘光典的骨灰由家属分成了两半,一半留在已改建为“人民忠魂纪念公园”的台北六张犁,另一半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离家60多年的隐蔽战线英雄,终归故里。刘光典烈士,安息吧!

 

注释:

(1)(9)(11)(13)(15)《寻找父亲刘光典烈士的经过》,2016年5月1日,下载于网络。原题目《寻找父亲》,来源《北京日报》,2014年3月11日。

(2)-(4)刘玉平::《红色特工刘光典在台湾的生死历程》(上),下载于网络。

(5)(8)(10)(12)《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第24、193、191、193页。

(6)(7)刘玉平::《红色特工刘光典在台湾的生死历程》(下),下载于网络。

(14)见《书城》2016年第6期。

 (作者:徐博东 二级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创院院长,著名台湾问题研究专家)

徐博东教授  著名台湾问题研究专家      


       徐博东,广东梅州市蕉岭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大陆著名的台湾问题专家。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创院院长,历史学二级教授。

  1984年始从事台湾史研究,1988年转向当代台湾研究。曾主持完成国家教委八五重点科研课题《“台独”与民进党研究》及国台办、商务部、北京市台办、全国台研会等对台调研课题30多项,出版论著十余部,发表颇具影响的专业论文和时事评论200多篇。


主要著作

《丘逢甲传》与黄志平合著,时事出版社,1987年出版

《战后台湾政治事件概览》主编,《台湾研究资料文丛》199045期合刊

《台湾传统文化寻踪》与张默音合著,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

《台湾爱国志士丘逢甲》与黄志平合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中华民国知识辞典》第一副主编,中国广播出版社,1992年出版

《台湾富豪发迹史》主编,花城出版社1995年出版

《丘逢甲传》(修订版),时事出版社,1996年出版

《台湾传统文化探源》与张明华合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

《台湾企业家传记丛书》主编(4),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

《中华民国实录》分册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世纪交锋――民进党如何与共产党打交道》与杨宪村合著,台湾中时出版公司,2002年出版

《民进党研究--大陆学者眼中的民进党》,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

《透析台湾民进党》,台海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丘逢甲传》(修订本)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

《台湾研究论文精选》(共七卷)总主编,台海出版社20064月出版

《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回顾与前瞻》总主编,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6月出版

编辑:清泉



 
 
[ ]  [ 告诉好友]  [ 打印本文]  [ 关闭窗口]

 

 
推荐图文
推荐新闻资讯
点击排行